乾隆四十六年，甘肃爆发农民起义，乾隆帝派爱将阿桂领兵一万前去平叛，并命宠臣和珅随行助战。

此次农民起事规模不大，乾隆意图明确，派两心腹大臣处理，以确保万无一失，并助其累积军功，为未来提拔铺路。

没想到，这场战役并非预想中那般轻易，这股农民起义军虽人数寥寥，却战斗力惊人，展现出宁死不屈的坚决态势。

两月间，起义军坚守兰州城外华林山，阿桂大军屡攻不克，多次进攻均告失败，且折损众多兵马。

战斗陷入胶着状态，一时之间难以突破，双方因此形成了对峙局面，无法继续推进。

阿桂心生恼怒，烦躁不已，身为军机大臣，竟指挥万余清军无法平定数百起义农民，此事若扬，颜面何存？一旦被皇上知晓，定遭问责。

在他陷入困境、无计可施之际，天空骤然降下大雨，且这雨势持续不断，一连绵绵下了整整三天的时间。

阿桂心中暗喜，这场暴雨来得恰到好处，他正为如何向乾隆禀报军情犯难，不料天意如此，恰似一个绝佳的借口。

阿桂急忙返回大帐，取来纸笔，随即挥毫泼墨，流畅地撰写了一封致乾隆的奏折。

本月初六，大雨倾盆，延续至初七、初八未歇，至初九方晴。因雨势所阻，未能如期剿匪，特请皇上降罪。

担忧雨势不再，阿桂搁笔即令，以六百里加急之速，将文书送往京城。

乾隆览后并未动怒，念及暴雨致山路泥泞，大军行进维艰，遂决定将军队出发日期稍作延后，并无不妥。

乾隆念及两位心腹大臣征战在外之辛劳，欲提笔书些慰藉之语，然思忖片刻，忽觉有所不妥。

近日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奏报，称该地又遭大旱，请朝廷拨银救济。然先有相反之说，究竟孰真孰假，令人疑惑。

因此，一场涉及清朝的巨额贪腐大案，逐渐揭开了其震撼人心的序幕。

【一】

自乾隆39年始，连续七年，甘肃上报的奏本均称遭遇严重旱灾，且原因一致。

陕甘总督勒尔谨、前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及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三位大臣均确认，此事确凿无疑，口径保持一致。

乾隆习以为常，认为甘肃乃久旱之区，暴雨绝无可能。提及甘肃降雨，他便视为妄言，坚信此乃绝不可能发生之事。

乾隆览阿桂奏折，顿生疑虑，疑其虚言，遂遣密使赴甘肃探查，欲辨二人孰真孰假。

随后，密探归来回禀，证实甘肃近日连绵阴雨，无旱灾之忧。同时，宠臣和珅密信亦至，言暴雨连绵致使“平定叛乱工作受阻”。

乾隆怒不可遏，斥责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谎报旱情，胆大包天。甘肃七年旱情岂容虚构？若属实，此等贪官行径无法无天，罪孽深重！

乾隆盛怒之下，即刻拟旨，命阿桂暂停平叛任务，转任钦差大臣，彻查甘肃七年连旱真相，首查粮仓以明虚实。

为何先从粮仓查起？这缘由得追溯至7年前。

乾隆三十九年，甘肃遭遇大旱，粮食收成欠佳。陕甘总督勒尔谨随即上奏朝廷，恳请迅速采取措施，实施赈灾救济。

乾隆面临困境，国库空虚，遂召集群臣共商对策。然而，经过一番长时间讨论，众人仍未得出妥善的解决方案。

勒尔谨向乾隆提议，建议采取“捐纳监生”的方式，以解决当前问题。

捐监制度是指，富户子弟向朝廷捐资钱粮以充地方粮仓，朝廷则回馈以监生身份，作为对其捐赠行为的认可与奖励。

换言之，他们是清朝顶级学府国子监的学子。

别轻视这身份，依朝廷律例，监生不仅能直接参与高级科举，还拥有直接入仕为官的资格。

简而言之，这等同于通过购买获得官职爵位的行为，即“买官鬻爵”。

乾隆起初反对这种扰乱朝政之举，认为一旦此风盛行，各地必将纷纷效仿，届时局面将难以掌控。

勒尔谨劝解道，这并非直接的买官卖官行为。监生虽具备为官资格，实则仅为学位，与正式官职性质迥异。

当前国库资金紧张，支出项目繁多，估算赈灾甘肃需150万两银子，这无疑使财政状况更加困难。

乾隆听后沉思良久，认为若地方官府能承担赈灾费用大半，减轻朝廷负担，确是良策，于是便应允了此提议。

然而，乾隆采纳了勒尔谨的建议，但同时也提出了两项要求。

捐赠时仅限黄灿灿的粮食如小麦、大豆等“本色”，而不接受白花花的银子即“折色”，简而言之，要粮不纳银。

乾隆欲亲选清廉官员赴甘肃督管，并掌财政大权，以确保该省无贪污腐败之虞。

诚然，寻觅此人颇为不易，需具备财务实力，且有甘肃工作经验者优先，以便迅速适应。最关键的是，此人必须廉洁自律，不为金钱所动，否则不予考虑。

乾隆认为，“捐监”者所捐皆为实实在在的粮食，既能就地用于赈灾，解百姓饥饿之急，又能有效遏制官员贪污行为。

贪官无法将大量粮食搬回家中，即便竭力搬运也数量有限，况且还有朝廷官员在旁监督，难以得逞。

那么，该选何人最为适宜？乾隆经过反复考量，最终决定选用浙江布政使王亶望。

王亶望乃山西举人，依乾隆标准，具备财务才能，曾任甘肃知府。对于其清廉与否，乾隆自有考量。

王亶望之父曾任江苏巡抚，一生为官清廉，不贪不腐，深受百姓赞誉，是众人心中公认的好官。

因此，乾隆认为，既然有这样的家风熏陶，王亶望的人品自然也应当无可挑剔。

因此，甘肃实施了“捐监”政策，朝廷因此安心不少，相信一切进展得颇为顺利。

即便甘肃七年连报旱灾，乾隆亦毫不忧虑，从无怀疑，因该地能自主解决多数赈灾事宜。

阿桂前往平叛时，提及连绵阴雨，局势竟意外迎来重大转折。

【二】

阿桂奉乾隆旨意，启程遍查甘肃各粮仓，不料发现仓中既无监生捐粮，国储亦大幅亏空，此情此景，令他大惊失色。

阿桂随即上报此事，惹得乾隆怒不可遏，他亲自执笔写下旨意，严令阿桂即刻彻查此案，誓要追根究底。

阿桂面对任何人物，都坚守不畏艰难、不纵容、不滥做好人的三原则，誓要将他们依法惩处，并深入彻底地进行审查问询。

不久后，陕甘总督勒尔谨及甘肃大臣王亶望、王廷赞等人相继被捕，他们均被押送至京城刑部大堂，分别接受审讯，以对质事实。

三人连连喊冤，声称不敢贪腐违抗圣意。对于监生捐粮短缺，他们解释是因监生人数少，所捐粮食有限，而灾情严重，已全数发放给灾民。

关于国库粮食亏空之事，皆因下级官员伪造账目所致，本人仅是监管不严，恳请朝廷予以详查，以明真相。

至此关头，三人仍串供拒认。然而，阿桂自有妙计，迅速寻得案件突破的关键。

随后，甘肃平庆道道台福宁亦被押解至京。阿桂未加询问，即令手下先施四十大板，而后方责问其是否认罪。

福宁作为王亶望的亲信，在遭受重刑后，臀部伤痕累累，随即恳请宽恕，并坦白了所知的一切详情。

甘肃近七年所谓旱灾，实则均为“捐监冒赈”之弊，官员们虚构灾情，借机集体贪污赈灾钱粮，真相令人震惊。

在甘肃，乾隆所定的“仅纳实物，不收折银”之规，从未得以施行。

自开捐以来，一律收取银两“折色”，无需缴纳粮食。这些银两，无一例外，最终都落入了贪官的私囊之中。

福宁供认，各地灾情上报比例均由藩司决定，并上奏取得道路证明，领取空白文书由藩司填写，其从未亲自查验，放赈时亦无监视。

评定灾情严重程度，全由王亶望决断。下属仅需呈上空白报灾单，他随意填写数额，此等行为实在令人震惊！

清政府规定，捐纳监生原需至少43石粮食，约三吨多。但王亶望更改为捐银55两，以此作为新的捐纳标准。

王亶望竟敢如此肆无忌惮，违抗圣旨，他难道不惧怕被揭露真相后，面临身首异处的严惩吗？

只能讲，面对金钱，人们无一不显露出贪婪的本性。

王亶望同样如此，初次尝试后，他的胆量日渐增长，愈发肆无忌惮。

王亶望抵甘三月余，即向乾隆禀报重要战绩：已收监考生2万余名，收缴粮食80余万石。

乾隆大喜，对勒尔谨、王亶望等人赞誉道：“尔等实心办事，务必持之以恒，勿使勤始怠终！”

乾隆心存疑虑，甘肃地瘠民贫，历年上缴粮食不足五十万石，而王亶望三月间竟征得八十余万石，超出往年一倍有余，此情此景，实属反常。

乾隆遂遣钦差至甘肃调查。钦差抵达后发现，各地粮仓皆粮食满盈，无丝毫缺漏，便未再深入追查。

王亶望于钦差大臣抵达前，已命官员在各粮仓上增设隔板，板上堆粮以掩人耳目，看似满盈，实则下方空空如也。

王亶见朝廷官员易欺，胆气渐壮，初次得逞后，便肆无忌惮地实施“捐监冒赈”之计，此恶行竟持续长达七年。

阿桂遵旨暗查粮仓，意外之下，其计划全然败露！

为何七年间，甘肃众多官员中竟无一人正直，将这无中生有的谎报灾情之事告上朝廷呢？

【三】

清朝灾情汇报需遵循严格流程，地方遇灾须逐级上报，不可由地方官员直接奏报朝廷。

灾情上报流程为：先由县至府，府再报省，汇总至布政使处。最后由省级高级财政官员如王亶望核实灾情，依据严重程度分配赈灾物资。

然而，甘肃众多地方官员迅速察觉，一旦有灾情需上报，却难以成功，原因在于他们根本无法见到王亶望。

当时，甘肃流传民谣：“千两面见，两千管饭，三千才射箭，不然就只有俩字：不见！”这足见王亶望恶名昭彰，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。

此外，王亶望公然告知地方官员，凡对其示好并行贿者，将获更多赈灾份额；而对其态度“平常”者，即便有灾亦不上报。

全省官员闻讯振奋，认为增加份额即能多敛财。因此，他们乐意屡次重贿王亶望以换取更多配额，使得王亶望肆无忌惮地积聚了大量财富。

恶性循环之下，甘肃天灾转人祸。官员贪贿，大灾化小，无灾生有，全省官员皆贪。百姓苦不堪言，终致乾隆46年农民起义，无法生活者忍无可忍，拿起武器反抗。

史料显示，七年间，甘肃共有274,450人捐资成为监生，官府收银15,094,750两，但其中大部分被官员贪污，仅少数用于救灾。

案件真相大白！乾隆见状，即刻颁布谕旨：“甘肃此案，官民勾结，贪污巨款，数额空前，实属罕见。涉案人员，皆依法难恕！”

这些贪官确实可恶，唯有严惩不贷，方能平息民愤，但应依法处置，而非一味主张杀无赦。

乾隆一时冲动，但面临定罪杀头的抉择时却犹豫了，这是为何呢？

依据大清律，贪银超千两者当斩。经查，甘肃知府及以上官员，竟无一未达此贪腐数额。

若严遵当时律法执行，甘肃官场或将全面动荡，以致无官可任，陷入窘境。

乾隆闻奏，心生无奈，再下谕旨：“一律严惩，朕心不忍。故依贪赃多少，区分罪情轻重，以定惩处。”

换言之，尽管将你们悉数惩处心有不忍，但仍需依据贪污数额的大小，来决定罪刑的轻重。

乾隆经过长时间计算，终下令阿桂，对贪污超过2万两者处以极刑，此标准远超大清律例规定的20倍。

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日，兰州刑场人山人海，全城百姓蜂拥而至，皆欲目睹这一生难遇的壮观场景。

当日，十九名贪官被带至此地，齐刷刷跪下。行刑官一声号令，刽子手大刀一挥，人头随即落地，围观百姓顿时欢呼，纷纷拍手叫好。

史料显示，甘肃地区随后又发生了四起类似的集体处决事件，此类处决持续进行，直至第二年的春天才告一段落。

按2万两银子标准，被处斩的官员多达56人，含3名省级、2名道级官员，其余皆为府县级，皆难逃一死。

另外，超过120人遭受流放、杖刑等惩罚。至此，“甘肃捐监冒赈大案”震惊朝野后终得解决，为甘肃民众带来了一个交代。

贪官无法根除，该大案查处后又揭发了一桩相关联的案件，形成了案中有案的复杂情况。

【四】

数月后，乾隆获王亶望家产抄没清单，却发现数物遗漏，遂对上报奏折心生疑虑，全然不信。

尽管清单上物品丰富，多达2000余件，册子总长达30余米，但细细审视，竟无一能吸引乾隆的注意。

众所周知，乾隆乃艺术鉴赏大家，对古玩字画及奇珍异宝等均有深厚研究。

因此，每逢他寿宴或节日，官员们皆会献上各类珍稀宝物，希望能借此获得晋升官职、提高爵位的机会。

王亶望由甘肃转任浙江时，曾向乾隆献上诸多珍宝，尤以精美的玉山子和玉瓶最受乾隆青睐，令其爱不释手。

大块玉山子经巧匠雕琢，化为山水奇景，玲珑精美，宛若仙境，令乾隆一直难以忘怀。

考虑到王亶望之父一生清廉，乾隆心生愧疚，最终决定将赠品退回，吩咐王亶望将其转赠予其父收藏。

时移世易，乾隆细审清单，发现心爱之物竟缺席，心生疑虑，断定是抄家官员心生贪念所致。

因此，乾隆再次指令阿桂与和珅，要求他们继续深入调查并处理相关事宜。

究竟是谁竟有这般胆量？正是当时担任闽浙总督一职的陈辉祖。

此人出身官宦世家，其父陈大受曾任协办大学士、军机大臣等职，当年深得乾隆宠信，是皇帝面前的红人。

陈辉祖因父荫未参加科举便获官职，即荫封。而后，他经年累月不懈奋斗，逐步晋升，最终坐上了闽浙总督的高位。

陈辉祖本非愚钝之辈，乾隆全权委托他抄家，理应妥善办理。但他心生贪念，侥幸以为财物众多，窃取些许无人知晓，结果却深陷泥潭，无法自拔。

这一日，陈辉祖率众闯入王亶望宅邸，手下将王家的金银财宝、古董字画及奇珍异宝堆满庭院，众人瞬间目瞪口呆，脚步再也挪动不得。

激烈内心挣扎后，贪欲战胜了理智。陈辉祖即刻吩咐手下，将清单上的4000多两金子改为银子登记，从而贪污了高达8000多两的巨额差价。

不仅如此，陈辉祖对那些古董字画也情有独钟，于是他又动起了脑筋，思考着如何将它们据为己有。

他吩咐管家刘大昌前往杂色玉器店，仔细挑选了一批玉器，共耗资三十余两银，将其购回以实施“调包”之计。

阿桂取得陈辉祖呈交朝廷的册子后，寻至册子的记录人处询问，随即，相关事宜便真相大白。

最终查明，陈辉祖私吞了王家总计约4748两的金子、金叶及金锭，并以自家7万两银子作为掩饰，取而代之。

稀世宝物如玉瓶、玉山子等，皆被直接以玉簪、玉佩及小玉兽等寻常玉器调换。

面对确凿证据，陈辉祖不得不承认罪行。他供述共替换了13件珍贵玉器、古董及字画，每件均价格昂贵。

在这备受瞩目的大案风口浪尖上，陈辉祖仍执意违法乱纪，其结果必然是难逃一死，严惩不贷。

王亶望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。史料显示，他贪污白银逾300万两，确属巨贪之列。

当然，相较于后来的和珅，他的影响力仍显渺小，不过这已是后话。

兰州城外华林山上的农民起义军，见朝廷严惩贪官污吏，丧失了反抗意志，不久之后，整支队伍便自行解散了。

#百家说史迎新春#